涡阳“孔子问礼”古碑发现以后《亳州晚报·厚重亳州》报道了《涡阳发现“孔子问礼”古碑》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亳州师专张真老师(老庄学会秘书长)说,那是汉代的古碑,距今有2000多年了,是我们国家的珍贵宝物,也是孔子与老子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要好好保护。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杨立新教授亲临发现现场,察看古碑,以他的经验,他断定这是一块汉代的古碑,也可称“汉画像石”。他特别指出,看了这个图样,可以联想到孔子向老子问礼。
合肥师范学院李谷鸣教授来信祝贺说:这次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蒋门马先生也发来了贺信。等等。
汉代在这样一个地方兴建这样一个古碑,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看汉代的历史。汉代的前期,老子思想有着重要地位。汉初70年,老子思想占主导地位,汉武帝以后,虽然“儒学独尊”,但老子思想依然是深入民心的,上层社会也依然尊崇老子。为了表现孔、老的关系,汉画像石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碑记这里不是唯一的,山东与洛阳都出现过,大多表现的是孔子好学的意思。但在涡阳县出现,却有更深刻的涵义。
汉代的历史有记载,一是汉桓帝两次派人到老子故里祭拜老子,二是汉代的陈相边韶的《老子铭》。《老子铭》说:“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此地理特征与今涡阳老子故里一致。老子在春秋时代,是楚国相县人,而在汉代,500年前的相县已经“虚荒”了,现在的古相县已经属于苦县了。那时还有依稀的古城,古相县在赖乡老子庙的东面,涡水在古相县的南面。此碑证实了古相县的历史地理坐标,也表明了赖乡老子故里的地理位置,这也是考古发现证实历史资料的通常做法。司马迁《史记·老子传》也明确地记载了老子是楚国苦县人。
碑的背面,上面是龙,三爪龙,符合汉代龙图腾的形象。孔子早就说过,老子犹龙也!下面是虎,古代中国的龙虎图腾是最高层次的,刻在这一个碑上,更加证明,此碑的故事不是别的,只能是孔子与老子的故事。
大家知道老子的生肖和孔子的生肖吗?
孔子属狗,所以有人说他像丧家狗时,孔子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然哉,然哉!因为他属狗。
老子是属虎的,老子比孔子大20岁,生于公元前571年,那年正是虎年!所以,碑阴上的一龙一虎,都代表了也证明了此碑是汉代苦县人民用来纪念老子与孔子的!此碑古朴,大概建造时间应在汉桓帝与边韶写《老子铭》时间前后,不然,就是在汉初那70年里。
相氏与老子的渊源
相氏,在中国的《百家姓》中的排位为第396,今仅16万人左右,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排到第420位左右,可谓“小姓”矣!然在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面,却有28个以“相”命名的村庄,居住着二万多相姓的原居民,相氏祖茔就在“相老家”这一村庄里。
《相氏宗谱》的撰写者相学纯1993年曾经去看过这个村庄,看到了一座古老的相氏祖茔碑,2007年他又去过一次,总觉得对这个地方没有看够,2009年5月他又去了,他第三次到相老家,相学纯居然惊呆了:上次看过的一座古碑,居然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古碑!
此碑在“相老家”的出现,虽出意料之外,恰恰又在情理之中。
相学纯研究老庄多年,对老子故里这一命题早有关注。这也是他多次到相老家去的原动力之一。老子是“相县”人,古史记载确凿,这里的相姓人家如此之多,相氏祖茔又在这里,必有历史渊源。
相学纯把看到过的古代史料抄录于下以此佐证: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庄子·寓言》:“阳之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庄子·庚桑楚》: “南荣趎自鲁南见老子。”
司马迁《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东汉边韶《老子铭》: “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曰相,有赖乡。”
郦道元《水经注》:“老子楚相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这些引用的早期历史文献,是何等一致地记载了老子是春秋时代的相县人。相县在“沛”属“楚”,“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汉代又“属苦”。“苦”、“相”本属于同一地域,汉代时“苦县”归属过陈国。现涡阳县涡河北的相老家,正是春秋时代的相县故址!老子正是相县人,孔子问道的历史故事的原发地正在这里!在这里出现“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古碑,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出现这样的古碑,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产!我们应为之欢呼!
此碑告诉我们,相氏与老子是通家之好,此碑应在相氏祠堂里永久地保存!
(原载王振川、蒋门马:《老子庄子故里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130—138页)
据报道在涡阳县丹城镇相老家村,有一座古碑,经相关专家学者辨认认为,这是一座刻画了“孔子问礼于老子”情景的古碑。古碑于2009年5月,发掘于丹城镇相氏祠堂,石碑上的场景,正符合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
?问礼碑出土于相氏祠堂
涡阳县丹城镇因老子炼丹而得名,在该地曾先后出土数件有关老子的文物。据《相氏宗谱》的撰写者相学纯介绍,此碑在他们修建相氏祠堂时从地下发掘出土。此次发现的“孔子问礼”碑年代久远,苍老斑驳,右上角残缺。碑高1.5米,宽0.5米,厚0.2米(土下部分没有开挖)。
虽然年代久远但碑面图像依然清晰。正面图像为三层。上部图像为三人站立;中部图像为两位主人,左为侧面,跪坐,双手向前高举,作拜见状,右为正面,坐相;下部为一盛器,显示了拜见的礼物:雁一双,鲤鱼一双,干肉一束等等。碑的背面上部为龙的图像,下部是一只虎的图像。碑右上角残缺。
涡阳县老子道文化办公室专家委员王振川认为,碑的背面为龙,孔子曾经赞叹老子“犹龙”。碑的正面,上面三人是孔子的学生。此场景,正符合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
石碑浮雕图案为“太阳乌”
这座石碑于2009年5月2日上午十点钟,被一群老子文化研究爱好者发现,它就在当年孔子见老子故事的原发地——古相县的大地上耸立着。古碑的斑驳,显示出岁月的沧桑,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此碑的侧面也有图像浮雕,可清晰辨认的有“太阳乌”。圆形的浮雕中有一只鸟, 王振川释读它为“太阳乌”。依据有以下几条:《山海经·大荒乐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刘渊林注引《春秋元命包》曰:“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等。这种日载鸟的太阳乌也见于中国良渚玉器。
据此,有人不无骄傲地宣称:我国最早发现太阳中有黑子,比西方科学家早了几千年。太阳又称“金乌”。《搜神记》中也有“太阳乌”的传说。
古碑的兴建并非偶然
王振川说,汉代在这个地方兴建这样一个古碑,不是偶然的。汉代的前期,老子思想有着重要地位。汉初70年,老子思想占主导地位,汉武帝以后,虽然“儒学独尊”,但老子思想依然是深入民心的,上层社会也依然尊崇老子。为了表现孔子与老子的关系,汉画像石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碑记这不是唯一的。山东与洛阳都出现过,大多表现的是孔子好学的意思。但在涡阳县出现,却有更深刻的涵义。
汉代历史有记载,一是汉桓帝两次派人到老子故里祭拜老子,二是汉代的陈相边韶的《老子铭》。《老子铭》说:“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此地理特征与今涡阳老子故里一致。老子在春秋时代,是楚国相县人,而在汉代,500年前的相县已经“虚荒”了,现在的古相县已经属于苦县了。
“那时还有依稀的古城,古相县在赖乡老子庙的东面,涡水在古相县的南面。此碑证实了古相县的历史地理坐标,也表明了赖乡老子故里的地理位置,这也是考古发现证实历史资料的通常做法。”王振川还说,司马迁《史记·老子传》也明确地记载了老子是楚国苦县人。楚国苦县即今涡阳。
此碑在“相老家”的出现,虽出意料之外,恰恰又在情理之中。老子是“相县”人,古史记载确凿,这里的相姓人家如此之多,相氏祖茔又在这里,必有历史渊源。王振川介绍,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东汉边韶《老子铭》中提到:“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说:“老子楚相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这些早期历史文献,一致地记载了老子是春秋时代的相县人。这相县在“沛”属“楚”。汉代又“属苦”。“苦”、“相”本属于同一地域,汉代的“苦县”又归属过陈国。今涡阳县涡河北的相老家,正是春秋时代的相县故址。老子正是相县人,孔子问道的历史故事的原发地正在这里。
王振川表示,在这里出现“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古碑,是顺理成章的。
参考资料:
关于苦县《百度百科》上为:
苦县,古县名,今河南省鹿邑县。《后汉书》在苦县条下注:春秋时曰相(指县境),有濑乡;《晋书卷一四 志第四》云:“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北齐魏收《魏书》在谷阳县条下注:有苦城、阳都坡(今郸城宁平东南)、老子庙、栾城。东魏崔苦县、谷阳、真源、卫真、鹿苦县,古县名,今河南省鹿邑县。《后汉书》在苦县条下注:春秋时曰相(指县境),有濑乡;《晋书卷一四 志第四》云:“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北齐魏收《魏书》在谷阳县条下注:有苦城、阳都坡(今郸城宁平东南)、老子庙、栾城。东魏崔玄山《濑乡记》云:“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老子祠在濑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最著名的苦县大屠杀就发生在现今郸城县宁平镇(解放前一直隶属于鹿邑);《水经注》也记载,苦县故城在武平故城以东,在赖乡和谯县故城以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
楚置苦县,秦废。汉属相县南部地区。东汉初复置,属淮阳郡。老子楚国相县人,楚国相县曾因荒芜而归于苦县,故又有称老子苦县人[1],其实乃是误解。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附近东部苦县故址。新莽时期(8~23年),改苦县为赖陵,东汉建武元年(25年),赖陵复名为苦县,仍属淮阳郡。三国魏太和六年(232年),改属谯郡。西晋咸宁三年八月,改属梁国。永昌元年(322年),为石勒所建后赵所占。东晋收复时,于咸康三年(337年)改为父阳县,仍属谯郡。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父阳属宋陈郡。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改父阳为谷阳县,属陈留郡。北齐天保七年(556)废。
史料考证
综合有关史料,以地理考之,老子故里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多次迁徙。今鹿邑县城、苦县故城、谷阳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等5个城池也并非同一城池,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同地,苦县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三城同地,今鹿邑县城确系古苦县故城。
迁徙情况
史料表明,元代之前,赖乡所在的县数次易名,由春秋时的相县,先后更名为苦县、谷阳、真源、卫真、鹿邑等,其县治常在赖乡和今县城两地来回迁徙。西晋以前,苦县县治在今县城一带,故《晋太康地记》言苦县“城东有赖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政权被迫由洛阳南迁至江东建康(南京),大量北方官民随之南迁,谯郡和苦县一带常为南北战场。东晋建立后,祖逖北伐收复北土,谯郡一带回归东晋。为安置北方流民,东晋不断在南方侨置州郡。建武元年(317年)在谯(今亳州市区)置豫州,晋明帝咸和四年(329)在安徽芜湖侨置豫州,后又在谯侨置陈留郡,苦县所在州郡的行政中心不断东南移。加之永嘉五年(311)石勒在苦县宁平进行大屠杀,苦人畏惧西北异族残暴,遂东迁县治于赖乡城。因该城位于谷水之阳,苦县便于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更名为谷阳(南朝《宋书》作“父阳”,晚50年成书的北朝《魏书》作“谷阳”,唐《元和郡县图志》亦作“谷阳”。清末毕沅考证应为“谷阳”。用“父阳”作地名查无出处,“父”、“谷”字形相近,《宋书》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抄写讹误)。《水经注》言谷水东经苦县城中并在赖乡城南注入涡水,说明苦城不在谷水之阳而赖乡城位于谷水之阳。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当时谷阳县治确已迁至赖乡城。南北朝时期,谷阳县仍处于南朝和北朝交界一带,先后辖于南朝刘宋和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刘宋时期(420~479),陈郡、谯郡一带交替隶属北魏和刘宋,武平也省入谷阳(《宋书》记载陈郡仅有4县:项城、西华、谷阳、长平);刘宋灭亡后,北魏于正始年间(504~508)复置武平。“高齐(550~577)省入武平县”(见《元和郡县图志》)。隋开皇六年(586)复置谷阳时,县治又重新迁回苦城,故《元和郡县图志》言“理苦城”(如果仍在谷阳城的话,就无需写这样了),后又演变为真源县城。此后,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再也没有迁移,故唐代以后史书多记载“真源县东至(亳)州五十九里”。
与赖乡同地
赖乡城是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谷阳县(苦县)治所,也是宋金时期谷阳镇的镇治所在。南宋谢守灏(1134~1212)《混元圣纪·卷之二》载:“苦县东谷阳故城,即古之厉乡城也”。光绪《鹿邑县志》记载:赖乡、谷阳同是一城;今县城东至谷阳故城10里,太清宫距县城15里。而《濑乡记》言“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顺治《鹿邑县志》记载谷阳镇在县东十里;乾隆《归德府志·鹿邑县境图》标注“谷阳县”在太清宫之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标注太清宫集距县城12里。综合推断,谷阳故城应在太清宫西南5里以内,其东北部至今还有近万平方米的汉墓群。“赖”、“濑”、“厉”是古代的通假字,三字读音相同。 赖乡、濑乡、厉乡也是同一概念,赖因“其地近涡水,俗遂转而为濑焉”(见《混元圣纪·卷之二》)。赖乡是老子出生地,是历代圣贤乃至一般庶人朝谒的圣地,其名称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其范围始终没有被善男信女们遗忘。正如元《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所言:“赖乡圣迹分明在,亿劫相传不失真。”因此,在古代文献里,“赖乡”是老子里籍中出现最早最多的词汇,“苦”、“相”均不及也。东汉边韶定位相县故城选择的参照物就是赖乡(相县“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苦县一词在东晋咸康三年就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赖乡一词至今仍然使用。宋代赖乡改为谷阳镇,但当地却保留有濑水,《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均有濑水的记载;乾隆鹿邑知县王世仕《河渠纪略》有濑乡河的记载;光绪《鹿邑县志》有濑水沟、濑乡沟的记载,直到现在,这个濑乡沟仍然存在。凡是知道老子故里在鹿邑者,都会知道这个赖乡的存在。而这也正是涡阳县、亳州谯城区所没有的。
地理位置
《魏书·卷一百六》载:“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赖乡城”。由于刘宋时期武平省入谷阳,北魏正始年间复置武平县,高齐时期谷阳又省入武平,武平、谷阳两县在南北朝时期时分时合,交替隶属,所以,北齐魏收撰《魏书》时,就把两县地名混淆了,把谷阳县的赖乡城误记到武平县名下。但这也说明,《魏书》所载的苦城与赖乡城(谷阳故城)绝非同一个城池。
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之二》也证实苦县故城与谷阳故城并非同一个城池。从地理位置看,今鹿邑县城与苦县故城方位颇合。按《水经注》记载:苦县故城“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西面南门,列道径趣广乡道西门驰道,西届武平北门驰道,暨于北台”。东门通向今鹿邑太清宫镇,南门越过涡水(北魏时涡河流经今鹿邑县城和太清宫之南)通向王皮溜镇栾台,西南门通向广乡城(赵村)西门驰道,再往西北又通向邱集乡武平城的北门驰道,最后到达玄武镇曹操之“观武台”(《鹿邑县志》记载,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封曹操为武平侯。曹操屯田武平,筑台“观武”,操练水师于玄武湖。今台已废)。从驰道兴废上看,苦县故城的交通网络与鹿邑历史也完全吻合。北魏之前,苦县、宁平、武平三县先后隶属于陈郡、陈留郡(其中苦县在三国时隶属谯郡),三县也均是由秦之苦县分设而成,后又时分时合,联系紧密,所以,苦县故城的东、南、西三门驰道都较发达,其中西门驰道经过广乡、武平,最后到达曹操之“观武台”,成为苦县、武平两县的交通大动脉。而苦县的北部是砦母(今鹿邑县马铺镇附近,《左传》襄公十年,楚子囊、郑国耳伐宋师于砦母,即此),此地春秋时期隶属宋国,与苦县交往较少。直到元代,鹿邑才隶归德府管辖,所以,北门驰道也相对落后,郦道元因而未加详说。从文物胜迹上看,《水经注》言赖乡城“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东北隅的这个“台”,其实就是如今的隐山遗址,古时高达5米多,可谓是“偏高”。苦县故城周边的谷阳台、故台、武平故城、北台等胜迹,与今鹿邑县城周边的隐山遗址、栾台、武平城、玄武观武台等遗址完全吻合,而这些都是涡阳、谯城区所没有的。因此,苦县故城必是今鹿邑县城。随着涡河航运开发工程和鹿邑项目建设的推进,今鹿邑县城西北和东北部分别发现3处大型汉、唐、金墓葬群;东北部发现汉代陶窑遗址一处;城东发掘战国~汉古墓72座。古代墓葬区一般位于县城东北部或北部,可见今鹿邑县城一带很早就是人类集中居住区,自古就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
真源县城也系今鹿邑县城
唐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改谷阳为真源后,真源县城一直设在苦城未再迁徙,后又演变为卫真县城、鹿邑县城。1992年版《鹿邑县志·建制沿革表》真源“治所”栏下标注“今太清宫”也与史不符。这些可从以下史料中加以佐证。一是由谯县故城、宁平故城、鹿邑故城三城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真源县,望,东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词,县东十四里……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二“真源县”条下载:在亳州“西南九十五里”(注:应为五十九里之讹),“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在“鹿邑县”条下载:在亳州“西一百一十七里”(“一百一十七”减去“五十九”等于58,说明唐代真源县城与鹿邑县城相距58里);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卫真,(亳)州西六十里,六乡,谷阳一镇……鹿邑,(亳)州西一百二十里”。北宋亳州太守欧阳修《游太清宫出城马上口占》诗中曾言“拥旆西城一据鞍”,说明真源县应在亳州以西。《金史卷一一七·粘哥荆山列传五》载: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游骑(元兵)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鹿邑县令向亳州逃跑时路过卫真,说明金代卫真位于鹿邑与亳州之间。隋至金代的鹿邑县城就是今天所称的鹿邑故城,位于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遗址尚在。综合各种史书记载,可以看出,真源县城应在今鹿邑故城和亳州之间,东距亳州城59里左右,东距太清宫为14里左右,西距鹿邑故城58里左右,西南至郸城宁平故城50里左右。尽管古今长度单位标准不一,但相差不会太大。符合这几项条件的有且只有今鹿邑县城一个城池,附近的太清宫镇、安溜镇均不符合这些特征。二是由明道宫、太清宫两宫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明道宫位于今鹿邑县城东关,是太清宫的下院,也系唐宋皇帝为方便赴太清宫朝拜特意在真源县城兴建的行宫。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孛术鲁翀撰)碑载:苦县“唐曰真源,宫曰紫极,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筑宫县隅东北备伺皇帝驾次之斋居,榜曰奉元”。奉元后毁于水患和兵灾。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将谒太清宫,“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见《宋史卷一○四·志第五七》),朝拜老子后“改奉元宫曰明道宫”。
《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宋真宗于正月十五日从汴京出发经太康、鹿邑赴真源县,“十九日,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二十二日朝拜老子后“还奉元宫”;二十三日,“发卫真县”,“次亳州”。说明宋真宗下榻的奉元宫确实位于真源县城。正式朝拜的那天,“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说明太清宫距奉元宫十多里,而今鹿邑明道宫与太清宫直线距离为10.6华里,两者完全吻合。如果当时真源县治设在太清宫或今鹿邑县东十里,那么,宋真宗“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时,就已至奉元宫东5里,便不会出现“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岂能半路上再折回。倘若如此,“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也得跑到太清宫东七里开外。《金续修太清宫记碑》也载:金代太清宫重修时,募化所得“莫可胜计”,“由县(指卫真县城)西乡东入太清,前车已抵宫而后车未出县”,绵延十多里,与现今太清宫及鹿邑县城的布局完全吻合,也说明金代卫真县城就是今鹿邑县城。三是现存遗迹昭示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今鹿邑县城东南4公里堌堆洼村仍有唐陇西夫人墓,原殡于城内东南隅之原,至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为修城者所发,杨六德、张皋谟等人见志石,恻然伤之,收残骸敛以瓦棺改葬城东堤内黑龙潭之东南。由墓志铭可知,墓主人陇西夫人为唐代宗室李氏之女,陇西人士,其高祖封燕王,曾祖做过银青勋禄大夫,祖父初授真源令,父迁真源丞。陇西夫人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以疾卒,时年22岁。真源县令之女孤单一人客死他乡,其父不可能把她远葬,必把她葬于真源县城附近。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卷第二十》也载:“卫真县,本苦县城”。明万历二十年(1592),鹿邑县城西北也曾建有精忠祠,以纪念唐代真源县令张巡;万历己酉年(1609),鹿邑县城明道宫刻立《道德真源碑》。这说明,明代也把鹿邑县视为真源县,把今鹿邑县城视为真源县城。
今鹿邑县城并非元初平地新建的县城
近代以来,有人主张今鹿邑县城既非古代的鹿邑县城,也非卫真县城,更非苦县故城,而是元代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重新选址,在第三地新建的县城。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元史》仅载“卫真入鹿邑”,未涉及两县合并时县城迁移情况,但鹿邑县志等史料对此略有记载。《许志》载:“元初避水东迁,今地并卫真,仍曰鹿邑,而旧鹿邑废。”《历代地理沿革表》也云:“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后迁鹿邑治”。“鹿邑”之名比“卫真”、“真源”等县名要早许多年,因而合并后采用“鹿邑”为县名。“卫真入鹿邑”,按常理应继续使用原鹿邑县城,但由于金元社稷转移之时,鹿邑、卫真两城“皆残毁无居人”(见《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后又经河涡合流冲刷,两城已都不能使用,无论利用哪一个作县城,都得重新建设;两者比较,卫真县城更靠近州治亳州,且张柔镇守亳州重修太清宫、明道宫时已对其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水患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于是合并后就利用了卫真县城。所以,从县城沿革上来说,实际上是“鹿邑入卫真”。正是这一用“鹿邑”之名、用“卫真”之城的合并结果,迷惑了古今不少学者。大凡主张今鹿邑县城系平地新建者,往往是受旧志“迁建”一词的影响。其实“迁建”并非就是选择第三个地方建,从鹿邑挪到卫真,在卫真县城原址上兴建新的鹿邑县城,对“鹿邑”来说不正是迁建吗?试想,如果合并时两个县城都弃之不用,重选新址,白手起家,平地造城,这符合一般人的逻辑吗?
鹿邑县东十里误作苦县故城的原因
一是由“鹿邑”地名演变造成的。鹿邑、卫真两县合并之前,鹿邑县名称数易、县城数移。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竹简证实,春秋之鸣鹿在楚灭陈后就已易名为鹿邑,战国末期由县降为“亭”,作为县的编制退出历史舞台。晋代仍以亭的形式出现(《水经注》引杜预曰:“陈国武平西南有鹿邑亭”)。史料又记载,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武平为鹿邑,在“故鹿城地”置县,“取故鹿邑城为名”,治所西迁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今鹿邑故城),“鹿邑”作为县名再次出现于古代的行政区划中。唐宋金因之。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县西十三里。俗名牙乡城,春秋时鸣鹿邑也。武平故城,县东北十八里”。《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其对鹿邑县城位置的记载迄今为止较为权威的。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也与此类同。这说明唐代鹿邑县城就在“鹿邑城村”,当时所称的鹿邑故城则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城,史书又称牙乡城、虎乡城、鸣鹿邑、名城,《水经注》中“濄水又东迳鹿邑城北”即此,今人则称其为鸣鹿故地(今鹿邑辛集东北)。古今鹿邑的县城实际是这样变化的:春秋战国时在鸣鹿邑(今鹿邑辛集东北);西汉时在宁平(今郸城宁平);东汉至南北朝时在武平(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村);隋至金代在鹿邑(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东迁卫真至今未变。从古至今,今鹿邑境内先后出现三个“鹿邑城”,即鸣鹿故地、鹿邑故城、今鹿邑县城。古代苦县在鹿邑县(合并前的鹿邑)东,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真源县城与鸣鹿故地相距71里;按《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清初顾栋高撰)等记载,苦县故城与“鹿邑城”相距70里(《读史方舆纪要》云鹿邑县“东至江南亳州百三十里”就是把鸣鹿故地误作为明清时期的鹿邑县城了)。
与苦县同期的鹿邑城系鸣鹿故地,所以,苦县故城应在鸣鹿故地东71里,《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等史书所言是一致的。但后人以不同的“鹿邑城”为坐标,就出现了不同的苦县故城:以鸣鹿故地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是70里外的今鹿邑县城;以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在70里外的今鹿邑县东十里太清宫镇境内,与谷阳故城、赖乡城同地;以今鹿邑县城(卫真县城)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移到70里外的亳州东十里了。清代以后,“鹿邑城”的迁徙已鲜为人知,史书中出现不同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由赖城、赖乡、赖乡城等三个地点误会成同一个地点造成的。《水经注》记载,“濄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濄也。濄水又南东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濄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谷水注之……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谷水自此东入濄水”。这一段记述的是死涡于赖城注入谷水,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然后在赖乡城南注入已绕过苦县故城南的另一支涡水。按照郦道元的叙述来画一张河流水系复原图,就会发现,只有苦县故城与赖城南北紧邻才能完成这种互相注入的复杂流程。如果赖城、赖乡、赖乡城均系同一地点的话,苦县故城就必须东迁到赖乡才能使谷水既经苦县故城又经赖乡城南。但《水经注》中有一句话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郦道元对“苦县故城”的解释:“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这就告诉我们,新莽时期苦县更名为赖陵,那么,“苦县县城”就谓“赖陵县城”,“苦城”也就是“赖城”。王莽之后,仍有人沿袭这一称呼。《水经注》中这个“赖城”就应是新莽时期的苦县县城,而非苦县东部的“赖乡”或“赖乡城”。死涡在这里注入谷水后,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然后又东流到10里外的赖乡城南注入涡水。
由此可见,《水经注》注录的谷水、涡水流经的城乡胜迹与今之鹿邑完全吻合,苦县故城当在今鹿邑境内。经考证,今鹿邑西关遗址就是汉苦县故城遗址,位于县城西南部,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保留有汉代文化层1米左右,其东北部至今仍有河道与护城河相连,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6月19日于佛山市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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