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周的名人有哪些人按顺序(姓周的名人都有哪些)

1975年12月27日,即周恩来总理去世前12天,他突然发生了昏厥。好在,经过医生及时抢救后,他的生命暂时维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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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

此时,周恩来已经在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整整一年半了。此时,距离他被确诊为膀胱癌,已经3年多了。

周恩来这次昏厥被抢救后,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感觉很不好,他隐隐感觉到:总理很难过这一关了。

张佐良于1965年被调到周恩来身边,算起来,此时正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这时才意识到,整整十年里,因为周总理总是在忙着处理公务,他甚至都没时间和自己以及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聊天。

“总理太忙了!”这是张佐良这十年和别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次别人向他问起总理,他总是这样感叹。

总理真的非常忙,他似乎永远放不下他的公务。张佐良的印象里,周恩来“略闲”的时候,是三年前,他被确诊患癌后,做第一次手术时。

那次手术后,周恩来的康复比较顺利,可手术后的头几天,他还不能下床活动。闲不住的周恩来让张佐良给每天给他读《参考消息》和一些国际问题的内部“资料”。

那段时日,张佐良特别高兴,他心想着:“总理总算不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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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佐良

在张佐良的印象里,周恩来总是紧张严肃的时候多,轻松潇洒的时间太少,他平常也极少讲笑话。

手术后,为了让周恩来那根紧绷的弦放松一下,张佐良和其他工作人员曾想过很多法子,有人提出看电影、听京剧录音带,有的说打扑克……

可结果让他们失望了,周恩来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的唯一兴趣就是“工作”。

不过,张佐良还是因缘凑巧地找到了让术后的周恩来放松的法子:听蔡娆先和岳美缇两位录制的岳飞词《满江红》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周恩来每次听这两首曲子时都非常入神,他尤其喜欢听岳飞词中那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和辛弃疾词里那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张佐良是个医生,他素来缺乏文学艺术细胞,他始终不明白:这几句诗究竟怎么能让周恩来如此着迷。后来,他也努力试着听,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几句究竟是何意思。

张佐良对周恩来的感情很深,他总是试图了解周恩来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专程抱着《宋词选》指着岳飞的《满江红》向人请教这首词的意思。当他知道这首词抒发的是“统一祖国的爱国之心”时,他便不再疑惑了。

为了更多地陪着周恩来,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佐良转变“隔天值一次班”的习惯,每天都顶着班上,为的就是“随时应召”。

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身体稍一好转,周恩来就又恢复了没日没夜工作的状态,他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他的工作似乎永远也做不完,新的工作、因手术搁置的工作:他比以前更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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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办公

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大损耗了周恩来的健康。这样的结果,让张佐良忧心不已。果然,后来的周恩来因身体原因,又进行了大大小小12次手术。

总共13次手术,每次想到这个数字,张佐良就心疼不已。也因周恩来接受的手术太多,他这次昏厥后,张佐良才感觉“很不好”。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他清楚:总理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周恩来的这次昏厥也让全体医疗组成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紧张不已,他们随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根据张佐良后来的回忆录《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当晚他们的相关部署如下:

“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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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佐良所著回忆录

与此同时,警卫人员做好了随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办公厅,和通报邓大姐(邓颖超)的准备。

而往常放在床边的屏风、床头柜、桌子、椅子等也全部清空了!张佐良看着周恩来病床边被清理了一切障碍物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

张佐良看了看病床上的周恩来,他的脸色异常苍白,眼睛也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自打病重后,他就不肯让常给他理发的朱殿华师傅来理发、剃须了,所以,他此刻已是满脸胡茬。

张佐良知道,他不叫朱师傅来剃须理发,是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重时瘦骨嶙峋的模样。张佐良更清楚:一旦朱师傅看到他这副模样,一定会忍不住掉眼泪。

周恩来没有睡着,他仰卧在病床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他偶尔会跟张佐良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上几句话,吐字依旧清晰,张佐良依此判断:周恩来此刻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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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

自患癌以来,张佐良就没听周恩来呻吟过。作为医生,他比谁都清楚:癌症比世间任何刑罚对人的惩罚都要严重,普通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可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在这样的痛苦面前,周恩来表现得却像个“超人”、“铁人”、“英雄”,每次换药时,他的创口会因刀剪等手术器材触碰而流血,引发剧烈疼痛,普通病人往往会大喊大叫,可周恩来却一直忍着,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换药时)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周恩来不是普通人,或许,在病魔面前,他能再度创造奇迹呢!张佐良和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奇迹出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张佐良亲眼看着他的精气神一点点地散掉,他一米七三的个头,最后却只有几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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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

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天的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

早上7点40分左右,医疗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

这天,早会时间并不长,大约二十来分钟后,会议结束。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张佐良和几位专家则进入周恩来的病室。他们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

又过了一会儿,张佐良来到周恩来床边,发现他依然安静地仰卧在床上。一切都正常,可就在这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

癌症晚期病人出现“口唇紫绀”,往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临终前的嘴唇紫绀,另一种则是缺氧所致。

张佐良为周恩来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他又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

随后,张佐良将情况报告给了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

情况已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短短几分钟内,包括医疗组长吴阶平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全部集合到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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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与医生们合影

抢救中,谢荣教授提出要给周恩来做气管内插管,他要张佐良向总理报告一下。

张佐良看了一眼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周恩来,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和体力,正处于生命垂危时刻,哪里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可心里虽这样想,他还是按照专家的要求去做了,他俯下身子弯着腰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门道:

“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全程,张佐良都紧握着周恩来的手。问完后,他继续低头贴着周恩来的脸,期盼他的回答。

这个过程里,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

就在张佐良觉得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再有精力回答时,奇迹出现了:已陷入昏迷的周恩来睁开眼,微微点了下头!他同意了!

张佐良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也是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跟了周恩来十年,却并不真的了解他,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能够插管子将有利于抢救,张佐良紧盯着谢荣教授操作。只见他动作迅速而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并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可吸出的痰液却并不多,谢荣果断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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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谢荣,最后对周恩来施行抢救的医生

后来的张佐良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描述最后一次被抢救中的周恩来,他说:

“周恩来仍处于‘沉睡’之中。他紧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谢荣在抢救时,医疗组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闲着,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

而张佐良则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感觉到周恩来的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这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有叙述,他说:

“(周恩来)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

张佐良感觉自己要撑不住了,他的眼睛已经红了,此时,屋子里突然有人使劲喊着:“总理!总理!总理啊……”

这一次,周恩来没有了一丝反应,他的双眼永远地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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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

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张佐良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木然看着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后,宣布道:

“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张佐良泪眼看向时针,此时,正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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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

没等吴阶平说完话,张佐良和病房里的所有人就哭成了一片,他们长久压抑在心头的悲痛终于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的张佐良曾在回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伟人走了,可他的精神将永存。这正如张佐良写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末尾里写的那般:

“他(周恩来)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了周恩来。

他们会说,周恩来没有后裔,没有留下坟墓,甚至也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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