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伊诺女孩名字打分测试(张伊诺女孩名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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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的小妹
作者:逍遥

人一旦进入老年,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就多,更变得爱回忆往事。回忆中,常常有一丝丝悔恨在心头划过,总觉得有些人我对不起。其中,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的就是我家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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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和我都是知青,我当年去内蒙古插队,她则被连锅端到了东北建设兵团。她是我家的的老小,我又是脑袋一热,自愿报名去插队的,在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孩子,政府的政策允许办理困退时,理应先将她办回北京。然而,当初我遭了难,男朋友被关进了监狱,自己也挨整……母亲怕我发疯,只好先顾我这头了。小妹刚开始的表现相当通情达理,主动表示愿意牺牲自己。谁料这一牺牲便是整整十年在外漂泊,把个人问题都耽误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该是人类的本能,违逆本能,焉有精神不受损的!也是我家的基因不够钢筋水平吧,就因为这,小妹的精神受到刺激,后来竟然得了精神病。发病期间,她是迫害狂兼妄想狂,特别爱回娘家,一进门就破口大骂,仿佛天下的人都在整治她,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冲着她来的,家里人一律是假的,甚至她最爱的女儿,也早被人掉了包……病一年年加重,她曾经两次住院治疗。

见到变得像发面馒头一样虚胖的小妹,发病时胡言乱语,药吃多了则变得迟钝甚至有些痴呆,我的心常常会被内疚扯得七零八落,却无法对她表达,只有对她唯一的女儿多关怀一下。但这能叫我的小妹好起来吗?不能,她必须终生服药,由于药的副作用,会变得一天天比一天迟钝,牙齿脱落,骨质酥松……

小妹是我家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她出生时母亲三十五岁,当时已属高龄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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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赶上计划生育的年代,她必定不会来到人世。但那时正大张旗鼓学习前苏联,包括生孩子:女人们个个都该争当英雄母亲,孩子愈多愈光荣。而提出限制人口的马寅初教授,则被批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堕胎属于非法,怀孕了不想要也得要。

母亲曾多次对我唠叨,当时家里经济状况窘迫,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她负担又重,上有老,下有小,小妹实在是不该出生的人。

因此,从发现怀孕起,她便心烦意乱,甚至急得哭过多次。她一心想偷偷将腹中的胎儿打掉,曾胡乱吃过许多泻药。胎儿却特别顽固,死死揪住她的肚皮不放手,她只有眼巴巴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天天膨胀。

由于怀孕期间母亲心情异常恶劣,营养又跟不上,还要坚持上班,更要忙于家务,她一天比一天憔悴,熬到小妹出生时身体已虚弱不堪。

那天是六月三号。休学在我家的八姨当时还未找到正式工作,正在我家帮忙料理家务。父亲和八姨回家时天已全黑老,两人满脸疲惫,面颊均呈灰色,眼圈儿发青。八姨叹口气对我说,好险,你差点就没妈了!生了个妹妹……父亲则仰起头,深深嘘了口气。

从他俩的只言片语我听明白了,小妹出生后,胎盘没能及时下来,引发大出血。幸亏给输了一千多毫升的血,又打过强心针,才挽救了母亲的生命。

母亲事后对我讲,也真巧,每逢你爸在场,我生孩子总出事情;他一不在,就母子(女)平安。

也是实情。生我和弟弟黑皮时,父亲均在外地,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大人小孩都好。而生第一个孩子、大姐咪咪与小妹的时候,父亲均在身旁。结果,第一个孩子冻死在兰州,咪咪也差点儿冻死,这次则因失血过多母亲几乎送命。

不受欢迎的小妹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归家。为纪念这场生死劫,父亲决定让小妹与母亲同姓,并取母亲名字的最后一字——芬。

回家的小妹躺在襁褓中,不怎么哭闹,脸红红的,不大的眼睛始终紧闭,看不出模样,我好奇地看了一会儿就出去玩儿了。

满月之后,小妹长开了,生得相当秀气,皮肤特别白,是个挺可爱的女婴。不足之处只有眼睛,是单眼皮。

母亲元气大伤,还是非常虚弱,自然没有奶水。家里的经济条件只允许给小妹定半磅牛奶,她婴儿期的主要食物是奶糕拌面糊。与我的婴儿时期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生我时,母亲正在盛年,住在娘家,经济宽余,吃的也好,还有人照顾,奶水便格外充足。

身体和长相往往与营养成正比。咪咪生于抗战时期,小妹出生时家里经济不宽余。所以,咪咪虽然漂亮但身材矮小,小妹则越长越裂巴,虽然家族并未听说有精神病的基因,两人后来却都为了婚恋的不顺得了精神病。

母亲从来不喜欢小孩,对孩子们只是恪尽职守而已。对于不速之客的小妹,她当然谈不到喜欢。三个孩子已经够多,母亲的娘家负担又重,除了外婆,还有八姨需要照顾。这回多添一张嘴,经济上自然更加困难。她曾两次提出将小妹送人,并已付诸实际行动。父亲从未带过小孩儿,他历来只关心自己,只对略懂人事他又喜欢的孩子有时逗弄嬉笑。对婴儿时期的小妹他不曾关心过,因此,他对这一动议并未实施否决权。

但送走小妹的事终以失败告终。

母亲首先想到的是二伯家。二伯家经济宽裕,又是至亲,小妹去后肯定不会受屈。不迎自来的小妹满月不久,她就抱着小妹几次去二伯家串门,请求二娘收养,二娘却总将话头岔开。这是个整洁到几近病态的妇人,从来不曾喜欢过小孩儿。当初,公婆的意旨违逆不得,她是捏着鼻子才过继了我的叔伯哥哥。如今,已没了老人的管束,她自然不会将枷锁主动套在自己脖子上。

第二次是母亲的同事主动提出的。那对夫妇已年近四十,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终于下决心收养一个。看到襁褓中的小妹,他们觉得挺讨人喜欢,遂提出要抱养。小妹能有经济条件殷实的人家收养,父母当然乐意,两方面很快谈妥。同事却突然提出一个条件,让母亲写张字据,上面必须写明永不反悔、永不相认。一听这话,母亲就后悔了。又不是卖孩子,难道还要写卖身契?小妹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血浓于水。此事就这样告吹。

小妹最终留在了我家。这对她和我们这个家就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五十六天产假后,母亲继续投入革命工作,小妹和还未上学的我由八姨照料。八姨由于常被叫到街道参加活动,便只有培训我照看小妹。我呆不住,总抱着小妹到处跑;有时甚至不能尽责,将她丢在家中,任由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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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只好将小妹送往家附近的育儿站,让八姨早晚接送。那里孩子不多,条件颇差,由几位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胡乱照看着。由于营养不良,照看不周,小妹很快便发生极度缺钙现象,曾两次严重抽风。一次被育儿站送回,由八姨带去医院,紧急打了补钙针;另一次家里没有大人,幸亏被邻居及时发现,告诉了街道积极分子岑老师,她和我一起抱着小妹去挂的急诊。

咪咪作为大姐,到北京之后便去银行的子弟小学住校读书。弟弟黑皮也去了银行托儿所,只我一直在家。尽管贪玩,照顾小妹偶不尽心,但二岁之前她还是与我接触最多。直到她也去了银行托儿所,我便只能在周末见她。再以后,她也在子弟小学读住校,我们见面越来越少,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彼此变得越来越不亲近。

母亲所在的单位属于中央单位,特点为两多:解放战争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多,共产党员比群众多。所以,科级甚至处级干部都是大把抓。像母亲这样的旧留用人员本来就少,出身镇压地主的更是微乎其微。一个有污点的基层职员,便只能像家里的小媳妇,不敢多说一句话,不得多走一步路,完全看领导与党员的脸色行事。

小妹的同学基本是母亲同事的孩子。大家吃住均在一处,从懂事到长大,身份地位的感觉便逐渐开始有了区别。别人似乎多出了一份优越感,小妹的功课尽管不坏,却增添了一份自卑。刚开始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感觉是一点一滴慢慢膨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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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的时候,小妹正上六年级,是个带着红领巾的半大孩子,糊里糊涂便跟着停课闹革命了。等到复课那天,紧接着宣告她毕业,遂告别老小学校,就近入到家门口的中学。这所学校多为市民子弟,全没了在干部子弟学校那种饭一起吃、东西共同享用的豪情,这让她一时有些难以适应,心里也不大瞧得起这些新同学,认为他们俗气。可当“红卫兵”偏偏就没她的份儿,那些斤斤计较的主儿却高昂着头,戴着红袖章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小学同学聚会时,那些和她一起长大的室友见到她虽无明显歧视,有的甚至还算热情,可看到人家清一色是响当当的“红卫兵”,说话行事统统像放鞭炮,不由便自惭形秽,潜藏于心底的自卑蔓延开来,那感觉像浸透在冰凉的海水中。

对比是种可怕的东西。若没有对比,你就是井底之蛙,也会沾沾自喜。可一旦你看到过一片蓝天,就会渴望整个天空。人生实现不了的欲望,几乎都是由对比产生的痛苦与无奈。以上当然仅仅属于我的设想。那时的我正沉浸于运动、恋爱与图书的海洋。先是自身难保,后来是过分狂热,最后是任己逍遥,几乎很少在家,对小妹的痛苦与否当然漠不关心。

一年多后的初冬,我去内蒙古草原插队。一年半后回京探亲,正赶上送小妹去东北兵团。

那是1969年夏天,小妹刚满16岁,号称“六九届”初中毕业,实际这几年主要是搞运动,并没学多少文化,水平只有高小程度。

大约与她呆了一星期左右,我便到北京站送小妹启程了。

六九届几乎连锅端,没有好坏的对比,小妹倒没表现出任何闹情绪的样子,她轻松快活地整理行李,坐在车厢里仍冲我们傻呼呼地笑,一滴眼泪都不曾掉。

我突然注意到小妹长大了,抽条了。但毕竟没有长过我,大约比我矮个两三厘米。下巴显得有些短,嘴有些鼓。虽说不上丑,却没我们三姐弟长得好。这其实也是严酷的对比,若干年后是必给她的心灵造成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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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车厢外的母亲仰头望着小妹,神色凄惶,平日多话的她竟然无语,连嘱咐的话也没一句。我偷偷打量母亲,肥大的衣服挂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像衣架子似的戳立在站台上,阳光照着她白发日增的头顶,白晃晃地刺眼……一时间,我的眼睛竟有种被针扎的感觉。毕竟,小妹这一走,城里将剩母亲一人。这个家七零八落:父亲在湖北干校,姐姐咪咪在远郊区教书,以后将要调到四川与姐夫团聚,弟弟也去了河南母亲的干校,母亲是因身体缘故才滞留北京的,她的身体日益走下坡路,以后谁能照顾她?

再见小妹,已是我从草原落荒而逃回到北京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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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二十岁,个子没长,却又黑又瘦,穿一身洗成灰色的军服,扎两个小刷子,一看就是经风雨见世面了。她说,那里冬天特别长,非常冷,经常吃粗粮。刚开始她在地里干活,后来被分到畜牧组放马。主要是圈养,喂饲料,每天将马拉出去溜一趟,与牧区的游牧大不相同。她师傅为解放前的大学生,是个摘帽右派,颇有学问,人也厚道,对她相当不错,手把手教给她不少放马知识,在生活上也给予很多照应。可师傅在政治上是这种背景,将她放到这种人手下,她自然属于不得烟儿抽的种群,如今还是白丁儿一个……言谈之间有不少牢骚。

说到个人生活方面,和她去的两个同班女生都已有了对象,只有她还在放单飞。问她为何不找,她答没一个看得上的。

她有个好朋友叫小文,长得难看而粗俗,就住我们隔壁的大杂院内。小文的父亲早已去世,靠她妈捡破烂将几个孩子养大。小时侯,我常见她妈蓬头垢面,双手叉腰立于街头骂大街。受家境与妈的影响,小文也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说话大声大气,走路乱晃。母亲很不以为然,不愿小妹与小文做朋友。就连我也不大瞧得起她们,认为她们没文化、没知识。长大后才明白,这也是环境使然。寡妇失业,养家活口实在不易,若不摆出一副强悍的面貌,不被人欺辱才怪!

小文这次也回来探亲,到我家做客,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同来,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小伙子高个儿,长得眉清目秀,说话文质彬彬。与小文站在一处,反差颇大,不由叫我想起好汉无好妻的老话。

两人走后,母亲说,小文这回赚了,男孩子相当不错!家里是干什么的?

小妹回答,他爸是工程师。

我说呢,看着就像知识分子的孩子!怎么就看上小文了?

咳,对我有过意思,我没看上!人太窝囊,也不爱看书……

我虽然觉得小妹没啥文化,可她当时挺自负的。因为在她那个圈子里,她也算读过几本书的,起码通读过四大名著,甚至连《红楼梦》中十二金钗的命运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母亲为小妹错过了一个好女婿而惋叹了几天,就连我心里也认为小妹太过挑剔。

不过那时的我整日沉默寡言,正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连怎么打发自己的生命都不知道,当然顾不上管小妹的个人问题了。

当时的政策已经开始办理困退。小妹也是知青,在东北兵团呆了几年,吃过不少苦。按理,应当将这最小的女儿先办回北京才对。但母亲考虑到我的处境,内蒙古无论如何回不去了,只能先办我回来。小妹一进门,母亲就向她讲述我这几年的遭遇,希望她能理解。

小妹一个磕巴没打,立刻说,那就先给我姐办吧,我先在那儿熬着,以后再说!

关键时刻,到底是骨肉情深!

一个月后,小妹的探亲假结束,与小文他们结伴同行回黑龙江去了。

因为内蒙古兵团从中作梗,我的困退手续办理得漫长而又艰难,整整拖了两年。期间,母亲上下奔走,到处作揖磕头,却常常无功而返。她心中憋火,只有拿我这不争气的女儿撒气,骂我给家里添了这么多麻烦,早知如此,不如先将小妹办回来算了。当然,母亲也只是发牢骚而已。

这中间,小妹又探过一次家,说到她们团有一些人已经办回北京,不免羡慕非常,也知道家里没有别的办法将她弄回城里,言谈之间对自己的高风亮节开始有些后悔,忍不住对我说,我也想回北京,怎么就让着你这做姐姐的了?

听着这话,我虽然心里一阵刺痛,脸上有些难堪,可我清楚,她不过是说几句让自己心里痛快的话。她的性格极像母亲,刀子嘴豆腐心,并不真要与我争抢。

小妹这一发扬风格,整整让自己在外地盘桓了近十年。前七年多在东北,后来迂回到内蒙古办转插,将户口转到锡盟,人呆在北京办病退,一年多后才去内蒙古办转回北京的手续。

当日的情形是一块儿在兵团的前后脚儿几乎都走净了,只剩几个没门没路的。这一比一看,心里像滚着一锅翻腾的开水,任什么也干不下去,后悔不该让着我这姐姐,做梦都想早一天办回北京。

干着急又没办法,困退全家只一个名额,已然被我占去。病退只能在当地开证明,她又没什么过得硬的病,当地医务室的大夫大多一本正经,她没有熟人与任何关系,当然不会为她开这个后门。

那几年,她回北京挺勤,能呆多长呆多长,经常续假,表现已不再积极。积极能给谁看?入党入团没份儿,提干上学招工都是无望,竟连户口也办不回来……

那时,我的户口已然办回北京,先在汽车公司做售票员,后在医院当会计。工作说不上理想,但总算又是北京人了。黑皮也已对调回到北京,在市政当工人。

看到哥姐们先后成为北京人,小妹心里愈加着急,情绪相当低落,在家里什么也不干,经常发呆,偶尔会用卫生球眼翻我一下说,当初真不该发扬风格让你!

我无言以对,心里充满愧疚。按理,做姐姐的是该让着小妹。可我这姐姐竟让妹妹去做牺牲。这又该怨谁?若兵团不将我们往死里整,我是做梦也没想回北京的。

文革正处于尾声阶段。父亲已从干校回到北京,可他除了自己几乎谁都不认识,也没有心力管这儿事,自己还整日惊魂不定呢。

最焦急的当然又是母亲,这成为她的心病,见人就忍不住叨唠小妹的事儿。但她周围的人多是处境相似的倒霉蛋儿,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几乎都有子女在外地,只有跟着摇头叹气。父亲则最多劝母亲一句,急,急有什么用,又没办法!

1976年,唐山突然发生大地震,余震也波及北京。那晚,我和母亲睡在楼下,母亲首先发现这是地震,慌乱中没忘将我推醒,我这才和她跑了出来。母亲更加牵挂小妹的安危,立刻叫我给她发电报,希望她尽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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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小妹来信了,说回家户口也回不来,那里的人都快走光了……

她着急,母亲更急,就差跺脚揪头发了。这时,在内蒙古的八姨来信了,说她在那里的医院有些关系,可以想办法帮小妹办困退,但小妹必须先转到锡盟附近的牧区插队,人可以不去,只将档案户口等关系转过去。当年八姨困难之时,曾在北京呆过几年,对姐姐和外甥辈挺有感情。我在内蒙古那几年,就曾得过她不少照应。

这下父母都高兴了,立刻去信通知小妹。

八姨人头儿活络,手续办得十分麻利,一个月后,小妹的转插调函已经寄到黑龙江兵团。小妹是带着行李和自己的一切身份证明回家的。那时的兵团已相当涣散,知青的档案已不怎么当回事儿,都叫自己随身携带,甭说懒得派出外调人员,连挂号费都省了。

母亲和小妹这才有些塌实,商量着是去内蒙古走一趟,还是用挂号信寄去。两人看着棕色的档案袋不由一阵心跳,互相看了一眼,不知谁先提出的,打开来看看……总之,我和父亲都没有这种胆量。当时,也幸亏我俩不在,否则,一定会跳出来反对。

事后,母亲和小妹跟我们絮叨了好几天。

母亲说,太不像话了,居然把海外关系塞进档案袋里,说你们的堂伯父在台湾……也不知是谁调查的,真够缺德的!

小妹则摇晃着脑袋叹气,无怪乎我怎么积极也入不了团呢,把国民党反动将军弄我档案袋儿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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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把眼瘾,受了回刺激,又偷偷将档案袋儿封上口,没敢像有些更大胆的,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销毁。

每每想到此事,我便一声叹息,档案,档案,死的东西却制住了活人!也不知我的档案里有没有这东西?没有,也必定会有别的,要不,怎么总被整得死去活来呢!

从此,小妹就在家呆着。尽管八姨有关系,办病退也不是件容易事情。内蒙古的证明需要北京承认,还需要北京医院的相关证明。这又要母亲去四处找关系,给亲戚朋友说拜年话儿,送点儿小礼之类。那时的小妹身体健康,想开出有病的医生证明并不容易。这一拖又是一年半载。她的情绪开始变得不太稳定,偶尔怪话连篇。也是,看到我和黑皮有户口有工作,她却只能游手好闲,能不烦吗?好在大家理解她的心绪,都顺着她,也不招惹她,说两句就说两句吧,也掉不了一块肉。

小妹的户口终于办回来的时候,我不但已经结婚,女儿也出生了。女儿的出生正当其时。小妹的户口不但落地,黑皮也考取了大学。父亲的喜怒哀乐是不轻易表现的,只偶尔露出过一丝笑容。母亲却特别高兴,大声地笑,大声地对我们说,这孩子是个福星!把多年不遇的好事都带回家门啦!

母亲心里的几块石头终于尘埃落定。在外的三个孩子都已回到北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只有大姐咪咪在她一手安排下与表哥结了婚,几年前已离开北京,不得不到四川与姐夫团圆,这成为母亲终身的憾事。

户口一旦回京,工作便成为摆在小妹眼前的头等大事。知青一批批回来,全都等着安置,我一个高三毕业生尚且只分到售票员的工作,似她这种情形,哪有好岗位给她!母亲和她整日凑在一起长吁短叹,父亲更是双眉紧锁。

恰在此时,单位来动员母亲退休。母亲所在的单位文革中迁往三线,像她这种出身镇压地主的没有资格去,只能派往干校。因为身体的缘故,她一直病休在家,但关系还在三线。等单位又迁回北京,她已到退休年龄。也不是不能去上班,与她情况相似的,都回去了。一来身体吃不消,二来脸皮薄,她便继续在家吃劳保。不久,单位动员她们这拨儿人退休。有几个与她情况相同的相继找上门来,相约一起向组织提条件:退休可以,但要解决插队回来的子女问题。这是母亲想也不敢想的。可集体的力量大,特别是其中有几位老干部,能量大,肯折腾。小妹赶巧儿搭上了这辆跑车,居然挤进了中央单位接班。

小妹的特点是特别爱与别人攀比,专向上看,不往下看。又是对比害了她。

这一拨儿接班的,除另一个与她情况相似的女孩,一水儿干部子弟,见领导一律叫叔叔阿姨,昂着头在她俩眼前晃。小妹文化不高能力欠佳,更没有后门儿可开,便只能在整理组做个收发,无缘做任何技术工作。

这些人在眼前晃动,将她俩的自信晃没不说,还晃出了内心的不服气。自卑与不服气绞在一起,一旦将不结实的神经扭断,人就该出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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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那女孩儿神经出了问题,住进精神病院。我见过那女孩儿,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真为她可惜!好在是铁饭碗,出了院,照样在单位混,钱一分不少拿,房子也照样分。

我始终搞不清楚,精神病是否传染?没多久,小妹也变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见了我没别的话,耷拉着脸,冷言冷语,埋怨我这做姐姐的不管她的终身大事。

我听母亲说起,小妹不正常是叫她们单位几个多事之人开玩笑闹的。她已快28岁,那时虽然提倡晚婚,但不少人这岁数早做孩子妈了,她着急上火也合逻辑。单位有位小伙儿是局长的公子,与小妹年岁相当,又曾经是同学,平时说话自然多些。好事者便挤眉弄眼开始起哄,说小伙儿对她有意思。小妹还信以为真了,竟主动去向小伙儿示爱。门不当户不对的,小妹的长相也并不出色,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对她刺激颇大,原本不自信的心里无疑又被撤了一把火,凉透了,也伤透了。

母亲气愤愤地对我说,她们单位有的人可坏了,专门爱看别人笑话。有人还来找过她,当新闻对她讲,你家小妹太丢人,经常下班后站在大门口,堵那小伙子,人家都不搭理她……母亲忍不住叹气,得赶紧给你妹找个朋友,要不就毁了!

母亲是热心肠,曾给许多人牵过红线。为自己的女儿,她当然更是积极;就连我也迈入了媒婆行列,像猎狗搜寻猎物,四处寻找单身汉。

先是母亲的同事给介绍了一位,工农兵大学生,在科学院工作。据介绍人说,小伙子挺聪明,在单位颇受重视。

介绍人将他带到我们家。我感觉小伙子还行,落落大方,就是个子不高,只一米七左右。小妹已经不小,能找个研究机关的已经不错。

我和母亲都觉得可以谈下去。

父亲却不停摇头,不行,不行!个子矮,听说他母亲在黑龙江,还没工作,将来会很麻烦……

在孩子们的个人问题上,父亲一贯抢着做主。只有在他没条件的状况下,才如乌龟般将头缩回去。文革中,因为正挨整,咪咪最终的婚姻由母亲做了一回主。自打由干校回家,政治气候一天天变得宽松,他也就逐渐将屁股重新坐回当家作主的位置。黑皮的婚姻已由他说了算。小妹长大后是比较受父亲娇宠的,可在终身大事上,她似乎也愿意围着父亲的指挥棒转。或许,她那时侯的脑子已经不大清楚?总之,这件事儿被父亲搅黄了。

给小妹找位双方都认为又合适的不容易,蹉跎着,一两年又溜了过去。

期间,我已记不清给小妹找过几个。印象较深的有两位。

一个是朋友介绍的,在故宫做木工,有些才气,书法相当不错。由于没有共同语言,两人见过几面后便不了了之。小妹的文化程度其实只有高小,哪里懂得何谓书法。在她眼中,对方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而自己是国家干部。小伙子见过我,对朋友说,她怎么和姐姐一丁点像的地方都没有!看来,介绍人必须样样都不如被介绍人,否则,成的希望渺茫。我不该带小妹去见他,又是对比出了错。

还有一位,我的同事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当过飞行员,工资高,又有房,三十岁出头……一见面,我先傻了,整个儿一叔叔辈儿,长得老相不说,且土得掉渣儿。小妹回来后吊着脸,冷笑一声对我说,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也不至于我就配这样的吧?

先生知情后也埋怨,有你这样糊弄的吗!也不先见见。这可是给你亲妹妹找对象!

我只有尴尬地笑。

小妹快三十的时候,对象尚无着落。人明显发胖,更加走样儿。一进门,便拿母亲出气,骂过几分钟,又像没事儿人似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母亲为此天天发愁,还特别内疚,觉得对不起她:怀她的时候不该想着法子将她打掉,生下来营养又跟不上,身体一直亏欠,到如今才会这么神道……

父亲呢,到了做主不顶事的当口,便按老法子当他的甩手掌柜,他历来想得开。他那时已离休,吃过饭,便去北京图书馆天天读。虽已七十多岁,还像不到六十的,一副潇洒、儒雅的知识分子派头。

又是多亏了母亲人缘儿好。有个邻居在街上碰见,两人聊起来,邻居说她认识一个老实小伙子,姓李,电大毕业生,在工厂搞技术,就住我家附近,是家里最小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是家庭妇女。

小妹很快与小李见面。如今也管不了许多了,似乎只要是没结过婚的男人便好。大约半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已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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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也与小李照过面。人确实老实,就是太矮,长相也过于平庸。按父亲当初的标准,必定不能过关,但他这次也默许了。

小妹爱玩儿,一贯喜欢新鲜事物。因为没坐过飞机,去内蒙古办手续时便要求父母出钱,让她过一把瘾。家里的老小,又总觉得亏欠她,自然满口答应。这回结婚更是人生头等大事,她提出旅行结婚,也就依她,没请客吃饭,叫她到江浙一带玩儿了十天。这次不是父母出钱,她已工作几年,母亲将她的工资都攒起来,结婚那天如数交还。

我和母亲一起送新人去火车站。小妹穿身暗红色的新衣服,正是晚春,天气有些热了,她的衣领敞开着,露出鲜红色的毛衣,衬得她的脸也红扑扑的。她原本就白,此时白中透红,脸上又挂着笑,显得皮肤越发水灵,人也变得俊气。除小时候,那是我印象中最美的小妹。

火车汽笛响了,车轮沉重地向前滚动,又逐渐提速……我和母亲同时吐一口气。母亲心里必定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四个孩子都有了固定工作,也都有了家庭,她的责任终于完成了。然而,孩子毕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只要活一天,多大的孩子都是她肩膀上压的担子……

妹夫虽是家里的老小,由于母亲没工作,孩子又多,小时侯家境困难,所以特别能吃苦,生活也相当节俭,除了家里家外地干活儿,他没有任何爱好。而我们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到小妹三年级时,大姐咪咪已参加工作,经济上有了改善,父亲便开始惯她。她爱吃零食,更喜好到各处去玩儿。

成家后,她的老习惯照旧,妹夫看不惯她的大手大脚,甚至她多开几盏灯、将水龙头开大等等,妹夫也看着别扭。结婚之初,妹夫尚能隐忍,时间一长,就开始批评她。小妹脾气不好,不能让人指手画脚,反驳是当然的。说完了却过不去,气烘烘回家跟父母叨唠。父母一贯向着小妹,也就顺着她说,什么妹夫家没文化啦,他妈是小脚老太太,他是小市民,不抠怎么着啊……说得小妹心里越发不痛快,感觉自己所托非人。再一想,不是阶级路线和上山下乡,自己何至于此?当初,自己也是班上的好学生啊!

那时,我已经搬离娘家,周末回家,常能见到她。觉得她脾气越来越古怪了,特别爱骂人和发牢骚。因为母亲也爱背后骂人与发牢骚,我认为这不过是遗传,根本没往精神病方面去想。

真正意识到她有病是在她生了外甥女之后。

一天下午,我正上班,母亲突然来电话,声音匆忙而颤抖,说小妹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跑了。我赶紧请假往娘家走。

到了娘家,妹夫还未赶到。父亲虽也急,还算镇静。母亲却乱了方寸,在屋里团团转,嘴里不住埋怨父亲和小妹,都怪你爸,她骂就让她骂吧!非要和她吵,吵急了还让她滚蛋……这可好,带着孩子跑了!要是一个人……跑了,死掉倒也干净了!可小东西还小,要在外头生病怎么好!

能到哪里去呢?我打遍北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说没见她。

我问母亲,她带书包和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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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说带了,我的心才稍微放下。人在外头,只要兜儿里有钱就好办。我分析了一下,小妹最近一直吵吵着想去看八姨,估计是带着孩子往那里去了。

母亲又叨唠,那么冷的天,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我只得给母亲吃宽心丸,孩子不是包着斗篷吗?没事儿,小影身体好!我这就给八姨打电话,若她们到了,立即通知咱们,叫妹夫去接。

那几天,全家人真像被放在火上烘烤。好在三天之后,小妹终于抱着孩子回来了。她果真打算去锡盟,可走到张家口,夹在书里的一百元被贼偷了去。她这时似乎也清醒了些,想到书包里只剩十几块,仅够买回程票和两包饼干的,只得打道回府。

我首先意识到小妹精神出了问题,竭力主张带她到精神病院看医生。

母亲没有异议,可父亲不干。他说,一旦被带上精神病的帽子,在单位就很难混下去,小妹的孩子还小,经济上还离不开她。再说,家里有个精神病人,面子上也不好看……对后一点我大为愤怒。面子,中国人的面子就那么重要,重要到有病都不看吗?

然而,尽管在大事上从来不能依靠父亲,他却是无可争议的总导演。只要父亲有明确的态度,大家一律得围着他的指挥棒转。唯一的叛逆者只有我。

正巧,我一个朋友的亲戚是精神病研究所的大夫,她丈夫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学的就是精神心理学。我一个人带不走小妹去医院。无奈想出一计,请那对夫妇到饭馆吃饭,叫小妹陪吃。

她来晚了,大剌剌坐到饭桌前,乜斜着眼睛,不怎么说话,只偶尔蹦出一句,前言不搭后语。

她走后,我问大夫怎么样。他说,你妹妹的病不轻。

我吃了一惊,不会吧?她不过有点阴阳怪气,多骂几句人,又没想自杀什么的!

大夫说,那种想自杀的病人最好治了,这种亢奋型的比较麻烦,属于精神病中期,一定要极早治疗。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动员小妹和我一起去医院,但她死不同意,头摇得像拨浪鼓,眼睛瞪得似玻璃球儿,有病,谁有病?你才有病呢!

我又多次给妹夫打电话,他的态度不置可否,说得看我们家的态度。

我又开始与父亲斗争,简直磨破了嘴皮子,他才同意带小妹看病,可强调得他带着去。回来后开了些镇定精神的药,大夫的诊断为偏执狂。于是,父亲用三年早知道的口气对我说,看见了吧,大夫也说不是精神病!

其实,偏执狂便是精神病之一种,不过有轻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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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是拿了,按时吃药又成为问题。小妹拒绝吃药,连哄带骗也不能保证一天吃一片。由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的病时好时坏。好时,说话颇懂道理,对人热情大方,也不怎么往娘家跑;坏时说话着三不着两,天天往娘家跑,进门见人便骂,骂的最多的还是母亲,说在单位大家都整她,给她脸色看,都是母亲指挥的云云。

最可怜的就是母亲。我回娘家并不能次次见到小妹,见到她时也许已经骂完,但母亲却回回躲不过去。从此,我每次回去都有一道必经程序,母亲向我控诉小妹。母亲也想好好为小妹治病,可是,她得听父亲指挥,自己拿不了主意。

周而复始,我像被马达推着的轮子,一回娘家便与父亲辩论,然后给妹夫打电话,主题是让小妹去住一段医院,彻底得到治疗。可人多是顾自己的,一旦离开,听不到母亲的抱怨,我便暂且将小妹的事丢置脑后。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悬而未决。我一直挣扎着斗争,却总是无功而返。

父亲的意见仍是老两条,说完后会不停冲我笑,你不要急,急没用!住院也是吃这种药。我看这药也不是灵丹妙药,吃不吃就这么回事。不就每天骂骂人嘛,骂完不就完了?

妹夫则坚持听老爷子的,他做不了主。

随着时间推移,妹夫也快成半个精神病人,见面就跟我絮叨小妹如何如何在家闹。我说那你带她去看病,坚持让她吃药啊!一扯到这个话题,他或显出一脸无奈,或一副由她闹去的模样。

没有别的法子帮助小妹,我又总觉得欠她的,便想在经济上常资助她一些。小妹自尊心强,不发病时不肯收,一旦发病则六亲不认。我只有将钱物等给妹夫,还得嘱咐他瞒着小妹。

文化是被时代耽搁的,而小妹其它方面的能力也不太行,连最基本的收发都干不利落,几乎件件落在别人后头。母亲说因为她最小,家里惯着她,又一直读住校,年龄不大就去了北大荒,没学习过干家务,所以动手能力差。后来由于脑子有病,她变得一天天迟钝。单位要求干部一律达标大专水平,她当然也得大拨轰着去学。只学了一年多,她便又开始犯病,再也无法继续。单位只有两人没学历,另一位便是那位同病相怜者。两人自然得不到提升,工资待遇只能背榜。而她又是个不认命的,心气儿颇高,总在心里较劲儿,不服气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越较心情越不舒畅,病只有加重一途。

让人最心疼的是外甥女小影。小时侯的她聪明活泼,说话极为幽默机智。一天天长大,在懂事的同时却变得心事重重。有一个精神病的母亲,又如何叫她轻松得起来?

我从她那里得知,小妹犯病的时候,不叫她和妹夫睡觉,一晚上一晚上闹,拿刀子比来比去,将东西丢得满地……可妹夫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妹胆子小,不过是吓唬人……

小影小学一直是三好生,升中学时却考砸了,进了棒子面中学。后来,妹夫托了他的同学又花了不少钱,才将小影转入一所较好的中学。到初三时,小妹的病更加厉害。正是夏天,每次见她,身上都用颜料画着乱七八糟的图形。问小影,说是画的自创咒符,因为有人要谋害她。我又好气又好笑,这叫人看着像什么样子?

小影的成绩直线下降,眼看离棒子面高中也近了。母亲常向我感叹,小妹把唯一的女儿也害了!

那时,已经不良于行,更因青光眼视力逐渐衰退。从1989年起,大姐咪咪在更年期也得了抑郁症。母亲整日为这两个生病的女儿操心叹气,身体一天天垮下来。操劳了一辈子,如今再也不能干活,她一时又无法适应,心情自是欲加恶劣。

我当时已提前退休,女儿也已出国,家里没有小孩。我于是和先生商量,将小影接到我家来住,给她创造一个较好的升学环境。

离中考还有三个月,小影来到我家。我在她眼里有一定的威信,有我监视,她读书还算用功,终于考取了本校。

小影升入高中后,我觉得对小妹的病再也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她那个家毁了,小影也毁了。

我决定代替她去精神病研究所看病。以她的名义挂了号,向医生说明病情。医生当时就开出住院证,并承诺,如果家人做不通病人工作,他们将派人派车去接。

回家跟父亲一说,他立刻紧皱眉头说,那不成押送犯人了?还是等做通她的工作吧!

我说,可要是她坚决不肯去医院怎么办?我看还得下狠心。

父亲又让我赶紧给妹夫打电话,叫他说服小妹。

妹夫一知道父亲终于同意小妹住院,仿佛一下子松了口气,他很有信心地表示,一定做通小妹的工作。

果真,因为告诉了小妹,如果她不自愿去医院的话,将会被绑去。也许,她在那一刻稍微清醒些,感觉罚酒不如敬酒好吃,遂同意第二天早上跟妹夫去医院。

小妹住院一星期后,我到医院探望她。医院检查相当严格,任何带金属的东西都不得带进病房,怕病人伤人或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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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病号服的小妹突然变得安静了。她悄悄告诉我,在这里,你必须承认自己有病,否则永远出不去。她还说,刚进来时由于拒绝打针,她被绑在了床上。现在,她学乖了,承认自己有病,老老实实吃药。大夫说她表现不错,也许,不久就能出去。医院里只有不大的一小片院子,她特别希望到外面走走……

我又去拜见医生。巧了,她的主治医居然就是我朋友的亲戚。她说,没想到小妹能恢复得这么快。但因为病程拖得过长,这一辈子都离不开药了。

离开医院,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我忽然为小妹感到悲哀。深秋了,阳光还如此温暖,但小妹这一生还会有这种感受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内蒙古一起插队,早于小妹几年患了迫害狂,已经住过好几次院,每礼拜都得打针,打得四十多岁便双手震颤,牙也掉光了。他妈告诉我,长期服用精神病药将有诸多后遗症,最不好的便是脑部萎缩……

似乎越往前走,小妹的命运注定越悲惨。一瞬间,我觉得脊背凉飕飕的,眼前有些发黑。

小妹出院后,因为怕再进去,吃药勉强能够坚持,只经常为少吃一片半片的与母亲发生争执。那几年,她的病情没有加重,偶尔犯一回,多在年终总结或有人议论谁谁该退休时发生。她是芝麻大小的事也禁不起的。可中央机关年终必须人人评议,等于过一道年关。正常人都厌烦这种走过场,何况她一个病人。小妹怕与人接触,却又特别爱说话,言语之间常常离谱,难免遭同事白眼。天下又有几人能善待精神病人?因此,每天上班与同事的白眼对光在她也是一关。

她内心当然希望早退休。然而单位待遇高,工资奖金不少,她一个不称职的普通职工也居然分到了两套房。妹夫的工厂却不行,许多工人下岗,他还算幸运,先从科室下放车间,后来提前退休,工资每月不过千元左右,只小妹的四或五分之一。小妹花钱手松,也惯小影,动不动给她零花钱钱。若真退休了,她的钱会少三分之二以上,而小影还在上学,花费正大。因此,她又怕动员她提早退休。一有风吹草动,她便要犯几天病。

犯时,勤回娘家骂母亲是她的一道功课。她说自己无家可归了,那两套房都属于妹夫,人家有别人了……其它表现则有不同:有时忽然变得格外勤快,骂完人就拿笤帚扫地;有时发一阵呆,然后倒头呼呼大睡;有时买点吃的硬塞给父母,都是老人无法下咽的,不要又不行,要了还得给她钱;有时又突然大方,拍出几百元给父母或阿姨,被拒绝便扔于地面……

我最多一周见她一两回,不会天天受此折磨。父亲耳朵越来越背,听不见心静,小妹再发脾气,在他也是温声细语。母亲则不同,她行动不便,随着青光眼的加重已经失明,但耳朵听得清楚,小妹的话一句句犹如石头砸在她心头。她烦恼、无奈,更多还是做母亲的忧虑。她曾多次对我感叹,死了都合不上眼,这一头一尾两个女儿叫她太不放心了……我只能安慰她,将来还有我呢。

高二时,小影的学习成绩又一次下降。本来,我是想高三下学期让她到我家来。见此形势只好提前了。正赶上非典,她又出水痘发高烧,我还带着她去了趟非典门诊。我开玩笑说,咱们这是冒死赴医院啊!

一年多后,她终于考取一所重点医学院,只是专业欠理想,学的是中医。

清醒时,小妹常感叹家里没有一个医生。这回,她女儿终于能当大夫了,她当然特别兴奋。和同事朋友一对比,她又开始自豪,周围凡是参加高考的都不如小影。她终于有值得高兴与得意的资本了,那些天她显得神轻气爽,从未有过的明白,曾多次对我说,不是有你,小影也考不上,人家都说多亏你有个好姐姐……

母亲也格外高兴,逢人便夸我对家的贡献最大。

不能说我没有照顾她们。

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心中所存的亲情根本无法与市井邻里亲人间的那种关系相比。我的贡献多表现于物质,精神上则相当匮乏。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精神病人,与她们相处往往心情焦燥,甚至有些鄙夷,觉得她们生不如死。

小影上大学这几年,该算小妹最正常的时期,家里都以为这回她的心事已了,病会一天天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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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母亲终于支撑不住,在一个早晨突然成为了植物人。我和黑皮将她送到医院,手续办妥后,当然得通知小妹。

请教了各大医院的专家,从照的核磁共振片子看,母亲的脑梗异常严重,大夫们一致说,母亲就是能醒,也不可能说话,更起不了床了。她原本的生活质量就极其糟糕,一旦不能说话还瘫在床上,我感觉就真是生不如死了。

父亲年事已高管不了,黑皮一脸沉重也很无奈,小妹一听则乱了方寸。

她又开始说话颠三倒四起来。一阵儿充满幻想,说母亲很快便能恢复;一阵儿愤愤不平,说老太太一辈子做好事,怎么命就这么不济;一阵儿叹气不止,说母亲不行了,她也就完了……

我只好安慰她,说不能总将母亲当你精神上的拐棍,人不能一生依靠拐棍,也得学会独立走路。

小妹也托人找了宣武医院的专家,我们拿着片子去看时,说的和其他专家一样。那天,小妹相当失望,但又似乎很想得开的模样,边走边对我说,与其让老太太这样没有尊严的活下去,还不如让她死了。

到了母亲所住的医院,她干脆找到医生,对人家说,什么药也别给老太太吃了!

其实,我心里也不愿意母亲这样活着,但又无可奈何。听她说得荒唐,我只有制止她,知道吗?中国没有安乐死的立法。

医生也回答,那可不行,住在医院就必须治疗!

后来,她又闹着到协和找专家会诊。该院的专家我已找过,告诉了她,她偏要去。而母亲所在的医院又不同意专家会诊……父亲本该制止小妹胡闹,却反而支持她,还给了她到协和找专家的钱。黑皮则取一贯大撒手的态度。

我告诉她,你办不成的,何必自添烦恼呢?她硬是不听。非要强办,也只能由着她去折腾。

果真,大夫没有请来,因为窝心,小妹的病情加重了。每到病房必定大闹,弄得没人愿意跟母亲同一病房。好在该院病床颇为宽松,我们提出多交两个床位的钱,才没被轰出去。

母亲的生命力异常顽强,但她的大脑已基本死亡。整整支持了近九个月,小妹也闹了八个月零二十二天。

我们眼睁睁看着这场几乎没有意义的生死搏斗,直到死亡终于战了上风。

送母亲到火葬场后,小妹闹得比往常更凶。我去挑骨灰盒,她偏跟着去。到了那里,竟然要多买一个,说要给自己留着。说时,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却不看众人,直视屋顶,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古怪表情。

我被闹昏了头,只感觉头顶像有雷鸣电闪,一股股热血往上直蹿,仿佛我也要疯了。我也歇斯底里起来,忍不住冲她吼叫,你就好好闹吧,再闹,离送你到医院就不远了!

等待骨灰时,她又闹着要烧纸,于是大家同去。烧纸的钱她要自己出。付了三十或四十元,她又嫌贵,大叫着,这年头,烧个纸居然要这么多钱,老太太你也不来管管!

然后,她一边烧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太太,我的主人,你走了,撒手不管我了……

看着她昏乱的表情,听着她胡言乱语,我的心头一阵阵绞痛,觉得自己太无能了:眼睁睁看着母亲与咪咪一天天走向死亡,又睁大眼睛瞧着小妹这样昏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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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后数月,小妹逐渐平静下来,但她再也恢复不到往日的正常状态。每次问她可好,她都回答不好。却没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过。见了她,我不敢再问好与不好这话,只能就事儿说事儿。

小妹与母亲有诸多共同语言,甭看她总将母亲做为出气筒,实则两人情投意合。她与父亲的感情显然没有那么深。所以,父亲去世期间,她表现得比较平静,也没大闹。

然而,父亲一去世,就面临着遗产分配。父亲生前曾一再强调,由我执行。主要的遗产是父母住的那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我明白,小妹对这套房子感情颇深。可是,黑皮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不会将房子让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其它住房。总不能骨肉相残吧?小妹已有两套住房,我只能压着小妹与妹夫,让黑皮出一部分钱作为补偿,将这套房子转到他的名下。

房子彻底交给黑皮后,他重新装修了,大门也换了新锁。

我曾经去过一次,一进去,黑皮就向我控诉,说小妹总来捣乱,在大门口徘徊,甚至坐在门前的破椅子上过了一夜,闹得邻居来告状……这像什么样子啊?

面对黑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其实明白小妹内心的苦楚,父母都走了,内心不愿长大的她从此就成为了孤儿。而这套房子象征着父母的关怀,她却再也不能经常回来享受这份温暖。就是正常人想到这点心中也是凄然,何况她一个病人!

从此,便经常听说小妹在那房子对面的街心花园游走。每逢给小妹打电话,她都说又去那里溜达了。

小影到我们家来时说起,小妹在自己家里养了一只兔子和两只荷兰鼠。本该是笼子里养的,她却实行放养。三只小东西满屋子乱跑,两只钻进了衣柜,将小影三十多件衣服全部咬坏;屋子里臭烘烘的,熏得人呆不下去,她都不愿回家了……

我由衷同情小影,更明白她为什么逃避。但小妹总向我告状,说小影不愿回家,这个小影是假的……毕竟小妹是她的母亲,我只能教育小影说,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将来要做医生,你妈妈是病人,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应该多关心她,爱护她,一定要常回家安慰你妈妈!

睡不着的夜晚,想起小妹的一生,内心总有种凄惶感,甚至生出罪恶感。母亲生前反复对我说过,小妹本不该出生的,我千方百计地想土法子,想要打掉她。也许正因为这样,她各方面都不行,笨得很,也才会生病……同胞亲姐妹,上帝为什么如此厚待我,给小妹的却如此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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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小妹终于退休了。她从此与人接触越发少了,白天几乎不再出门,像一只猫头鹰,只在夜晚活动,出门溜达,甚至做饭都在深更半夜。牙坏了也不去看医生,拒绝与亲友见面,将吃的到处乱扔,搞得虫子滋生……

去年,妹夫终于又一次把小妹送到医院治疗。出院的小妹变得更加迟钝,走路拖着脚步,说话慢吞吞,细声细语,半天才吐出几个字,且整日睡觉,什么活儿也干不了,人进一步发胖……小妹完全变了一个人,乖得让我的心都疼得受不了,我知道,这根本不正常,完全是药物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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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小妹将会怎样走下去。我什么也做不了。能做的惟有向神祈祷,愿神能保佑我的小妹早日康复。但愿无所不能的神能听到我发自肺腑的请求,让小妹的神智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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